（原刊於《明報》星期日生活，2010年2月28日）
羅啟銳導演的《歲月神偷》在柏林影展得獎..........導演凱旋歸來面對記者時，提到他將個人童年經歷變成電影，那股衝動源自所謂「80後的問題、大家的迷惘，社會上又見到很多負能量」，他認為「60年代長大的人沒有怨言」，只會設想如何解決問題。導演似乎暗示他們那一代刻苦耐勞，務實進取，比「迷惘」的新世代更優越。
《歲月神偷》裡有一場十級颱風，飾演父親的任達華眼見房子被毀，大叫「最緊要保住個（屋）頂」，一家人於是合力保護家園。今天「80後」反高鐵撥款，也是為了保護（別人的）家園，爭取社會公義。新世代的「怨言」，不一定出於「迷惘」。筆者不是「80後」，也不想把問題簡化為「世代矛盾」，然而導演作為戰後嬰兒潮一代，通過殖民地教育晉身社會精英階層，上述言論顯然是眷戀昔日成功經驗的舊調，強調以「獅子山下」精神逆境自強，順勢感慨一代不如一代。
12年前由張婉婷導演，羅啟銳編劇的《玻璃之城》（1998）趁著主權移交的時機，緬懷悼念殖民時代精英主義的沒落；《歲月神偷》歌頌草根之餘，仍未脫離精英階層的目光。影片在上環永利街戰前唐樓作實景拍攝，回首早已失落的社區鄰里關係，又借月餅會、街邊露天理髮店、天台小學、當舖、舊式戲院等，企圖重塑70年代的某些庶民生活面貌，並透過催人淚下的情節，叫人珍惜親情，再加入「一步難一步佳」和「做人總要信」等勵志箴言。表面上借懷舊手段憶苦思甜，仍不時流露精英意識，例如影片中的西式喪禮與西式墓園，就是與主角的草根生活徹底割裂的美學考慮。《玻璃之城》的港大生嚷著「We are the best」，《歲月神偷》的名校生就不斷在運動場上嚷著「We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」。它在懷香港的舊，更是在懷英式貴族名校的舊。
《歲月神偷》不是《新難兄難弟》（陳可辛導演，1993）那種挪用粵語片情節及角色的懷舊遊戲，也不像《老港正傳》（趙良駿導演，2007）那麼強調不同年份的符號堆砌，而是透過小孩的眼睛倒映創作者記憶中的那個香港。好處是避開了粗淺的歷史歸納，同時避開《玻璃之城》那種煞有介事與大歷史強行接軌（偏要在97年跑到倫敦撞車）的弊病；然而它也取巧地繞過歷史和政治。
即使提到大哥女友的家人因「香港很亂」決定移民，卻對六七左派暴動後的人心浮動絕口不提。大哥赴京治病的時間應是文革期間，但京城的政治動盪亦遭消音。這是以小孩作為主要敘事者的便利，一方面減低故事的沉重與悲劇感，另方面也可以避談政事，把不太「和諧」的東西暗中偷走。即使劇中小孩偷了一面英國國旗披在身上，即使故事裡出現貪污的洋人警察，政治仍被電影的浪漫色彩厚厚蓋過。
儘管如此，片中兩兄弟的角色仍可分別解讀為「前九七」與「後九七」的象徵。大哥羅進一強調競爭（跑第一才算贏），以過人幹勁贏取上層社會（富家女）的注目，企圖透過殖民地教育，爭取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，可是大限臨頭急需換血，還得赴京就醫。（血癌難道是 SARS 的隱喻？）小弟羅進二就根據祖母指示，把喜愛的東西一一棄掉，拋入苦海，其中就包括了英國國旗（告別前宗主國的象徵相當明顯）。
大哥猶如麥嘜，擁抱殖民地時代的優越感；小弟就有點像麥兜，但他不笨，懂得倒背英文字母，只是頑皮搗蛋而已。（麥太呢，當然是吳君如了。）兩兄弟一同在北京醫院眺望窗外目睹死亡，更可解讀為港人面對六四傷痕的震盪。創作者未必有意暗渡陳倉，觀眾自行作符號閱讀卻未嘗不可。
假若撇開這些符號閱讀，影片中的純愛初戀、絕症橋段、突如其來的天災、父母輩的無私偉大，卻十足煽情肥皂劇。刻劃兩代間的矛盾與關愛，它遠遠不及《父子情》（方育平導演，1981）真摰深刻。
儘管藉著大哥的初戀觸及階級分歧，然而最突顯貧富懸殊的一幕──大哥帶著他的紅劍魚到半山探望女友──卻未免刻意得笨拙。他既然是當年貴族名校的學生，身邊同學該有不少富家子弟，平日耳聞目睹，斷不會來到女友家才這麼吃驚。大哥最後倒地的一場，幾經轉折安排父母與女友輪流出現，又相繼走開，還要配上小孩眾聲合唱〈蘇格蘭藍鐘花〉，更是極盡催淚濫情之能事。
主要角色雖來自社會低下層（他們賣的是踩在腳下的皮鞋），但仍延續《玻璃之城》那份沉緬老好日子的情調（英文老歌、殖民地時代精英學府），著意經營感性浪漫，即使生活艱苦，貪污猖獗，甚至「死人塌樓」，調子依然輕盈得要命。
影片曾一度易名《1969 太空漫遊》，導演解釋是由於故事發生在人類登月年代的緣故。飾演羅進二的小男孩愛把玻璃魚缸罩在頭上模仿太空人。影片裡的老香港歷史影像，就是在男孩透過魚缸玻璃觀看四周時出現，因此那些影像都是彎曲變形的。
《歲月神偷》借「羅氏皮鞋」一家四口重現的香港，其實是一個隔著魚缸玻璃觀看的香港，是那樣不實在，徒具外表，彷彿觀眾頭上也給罩了個玻璃魚缸，看到的無疑是又一個虛幻的「玻璃之城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