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3月15日星期一

《歲月神偷》到底偷走了甚麼?

(原刊於《明報》星期日生活,2010年2月28日)


羅啟銳導演的《歲月神偷》在柏林影展得獎..........導演凱旋歸來面對記者時,提到他將個人童年經歷變成電影,那股衝動源自所謂「80後的問題、大家的迷惘,社會上又見到很多負能量」,他認為「60年代長大的人沒有怨言」,只會設想如何解決問題。導演似乎暗示他們那一代刻苦耐勞,務實進取,比「迷惘」的新世代更優越。

《歲月神偷》裡有一場十級颱風,飾演父親的任達華眼見房子被毀,大叫「最緊要保住個(屋)頂」,一家人於是合力保護家園。今天「80後」反高鐵撥款,也是為了保護(別人的)家園,爭取社會公義。新世代的「怨言」,不一定出於「迷惘」。筆者不是「80後」,也不想把問題簡化為「世代矛盾」,然而導演作為戰後嬰兒潮一代,通過殖民地教育晉身社會精英階層,上述言論顯然是眷戀昔日成功經驗的舊調,強調以「獅子山下」精神逆境自強,順勢感慨一代不如一代。

12年前由張婉婷導演,羅啟銳編劇的《玻璃之城》(1998)趁著主權移交的時機,緬懷悼念殖民時代精英主義的沒落;《歲月神偷》歌頌草根之餘,仍未脫離精英階層的目光。影片在上環永利街戰前唐樓作實景拍攝,回首早已失落的社區鄰里關係,又借月餅會、街邊露天理髮店、天台小學、當舖、舊式戲院等,企圖重塑70年代的某些庶民生活面貌,並透過催人淚下的情節,叫人珍惜親情,再加入「一步難一步佳」和「做人總要信」等勵志箴言。表面上借懷舊手段憶苦思甜,仍不時流露精英意識,例如影片中的西式喪禮與西式墓園,就是與主角的草根生活徹底割裂的美學考慮。《玻璃之城》的港大生嚷著「We are the best」,《歲月神偷》的名校生就不斷在運動場上嚷著「We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」。它在懷香港的舊,更是在懷英式貴族名校的舊。


《歲月神偷》不是《新難兄難弟》(陳可辛導演,1993)那種挪用粵語片情節及角色的懷舊遊戲,也不像《老港正傳》(趙良駿導演,2007)那麼強調不同年份的符號堆砌,而是透過小孩的眼睛倒映創作者記憶中的那個香港。好處是避開了粗淺的歷史歸納,同時避開《玻璃之城》那種煞有介事與大歷史強行接軌(偏要在97年跑到倫敦撞車)的弊病;然而它也取巧地繞過歷史和政治。

即使提到大哥女友的家人因「香港很亂」決定移民,卻對六七左派暴動後的人心浮動絕口不提。大哥赴京治病的時間應是文革期間,但京城的政治動盪亦遭消音。這是以小孩作為主要敘事者的便利,一方面減低故事的沉重與悲劇感,另方面也可以避談政事,把不太「和諧」的東西暗中偷走。即使劇中小孩偷了一面英國國旗披在身上,即使故事裡出現貪污的洋人警察,政治仍被電影的浪漫色彩厚厚蓋過。

儘管如此,片中兩兄弟的角色仍可分別解讀為「前九七」與「後九七」的象徵。大哥羅進一強調競爭(跑第一才算贏),以過人幹勁贏取上層社會(富家女)的注目,企圖透過殖民地教育,爭取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,可是大限臨頭急需換血,還得赴京就醫。(血癌難道是 SARS 的隱喻?)小弟羅進二就根據祖母指示,把喜愛的東西一一棄掉,拋入苦海,其中就包括了英國國旗(告別前宗主國的象徵相當明顯)。

大哥猶如麥嘜,擁抱殖民地時代的優越感;小弟就有點像麥兜,但他不笨,懂得倒背英文字母,只是頑皮搗蛋而已。(麥太呢,當然是吳君如了。)兩兄弟一同在北京醫院眺望窗外目睹死亡,更可解讀為港人面對六四傷痕的震盪。創作者未必有意暗渡陳倉,觀眾自行作符號閱讀卻未嘗不可。


假若撇開這些符號閱讀,影片中的純愛初戀、絕症橋段、突如其來的天災、父母輩的無私偉大,卻十足煽情肥皂劇。刻劃兩代間的矛盾與關愛,它遠遠不及《父子情》(方育平導演,1981)真摰深刻。

儘管藉著大哥的初戀觸及階級分歧,然而最突顯貧富懸殊的一幕──大哥帶著他的紅劍魚到半山探望女友──卻未免刻意得笨拙。他既然是當年貴族名校的學生,身邊同學該有不少富家子弟,平日耳聞目睹,斷不會來到女友家才這麼吃驚。大哥最後倒地的一場,幾經轉折安排父母與女友輪流出現,又相繼走開,還要配上小孩眾聲合唱〈蘇格蘭藍鐘花〉,更是極盡催淚濫情之能事。


主要角色雖來自社會低下層(他們賣的是踩在腳下的皮鞋),但仍延續《玻璃之城》那份沉緬老好日子的情調(英文老歌、殖民地時代精英學府),著意經營感性浪漫,即使生活艱苦,貪污猖獗,甚至「死人塌樓」,調子依然輕盈得要命。

影片曾一度易名《1969 太空漫遊》,導演解釋是由於故事發生在人類登月年代的緣故。飾演羅進二的小男孩愛把玻璃魚缸罩在頭上模仿太空人。影片裡的老香港歷史影像,就是在男孩透過魚缸玻璃觀看四周時出現,因此那些影像都是彎曲變形的。

《歲月神偷》借「羅氏皮鞋」一家四口重現的香港,其實是一個隔著魚缸玻璃觀看的香港,是那樣不實在,徒具外表,彷彿觀眾頭上也給罩了個玻璃魚缸,看到的無疑是又一個虛幻的「玻璃之城」。